多年以后，我站在南方传媒大学的梧桐树下，想起七岁那年病房里的光。那光不是从窗户照进来的——是她的声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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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岁那年，我住进了医院。

车祸的事我不太记得了。医生说大脑会保护自己，把太痛的记忆藏起来。我只记得醒来时，天花板是白的，床单是白的，连窗外的光都白得扎眼。

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子里。手背上贴着胶布，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坠。我盯着那根输液管看了很久，看到眼眶发酸。

有人告诉我，爸妈不在了。

是叔叔说的。他蹲下来和我平视，声音放得很低。我没哭。叔叔眼眶红了，我也没有哭。

后来叔叔走了。病房安静下来。我一个人躺着，盯着天花板上的灯管，听它发出嗡嗡的电流声。灯管很长，白晃晃的，晃得眼睛发酸。

原来一个人待着是这种感觉。不是冷，也不是怕。是所有的声音都离你很远很远。

我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。几个小时，一整天，分不清。在病房里，时间是糊的。白天和黑夜的区别，只在于灯开着，还是关着。

第三天，隔壁床住进来一个小女孩。

眼睛上缠着纱布，被护士领进来，走得小心翼翼的，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猫。护士把她扶到床上，帮她盖好被子，问她要不要喝水，她摇头；问她要不要吃什么，她也摇头。护士叹了口气，说有事按铃，然后走了。

病房又安静了。

我没看她。继续盯着天花板。

过了很久，她忽然开口了。

“你醒着吗？”

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。我没回答。

“我听见你翻身了。”她脸朝着我的方向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嗓子像被砂纸磨过：“钟霖。”

“钟霖？”她重复了一遍，“好听。我叫林雪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她也不在意，继续问：“你为什么住院？”

“车祸。”停了一下，“我爸妈没了。”

说出来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。在黑暗里待久了，有些话就不需要酝酿了。

病房安静了几秒。

“我也是。”她的声音轻得像羽毛，“我爸妈只关心弟弟，从来不关心我。”

我想说“那不一样”，但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。

“但没关系。”她忽然认真起来，“我教你一个办法。想哭的时候，就想点别的事。比如——你未来想干什么？”

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未来这个词对我来说太大了，大到装不下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不知道？”她的声音拔高了，“怎么会不知道呢？”

“你呢？”我反问。

“我想去一个大学！”她说得飞快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认真，“那里的梧桐树很好看，秋天的时候满地都是金色的叶子。”

“什么大学？”

“南方传媒大学。”她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声音放轻了一点，像是在念一个很重要的咒语，“有个朋友告诉我的，他叫毕十三。”

毕十三。我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，觉得有点奇怪。十三？怎么会有人叫十三？

但我没问。七岁的我不会对一个陌生名字追问太多。我只是把它放在了脑子里的某个角落，和“南方传媒大学”放在一起。

“你眼睛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划伤了。医生说要做手术。做完手术就能看见了。但手术之前不能哭，哭了眼睛会坏。”

“那你哭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想了想，“没让他们看见。”

这个看不见的女孩，比我勇敢。

“所以你也要去。”她说。

“去什么？”

“去南方传媒大学啊！这样就算我一个人的时候，也不怕。”

窗外有风吹进来，带着初夏的味道。消毒水味好像淡了一点。

“你一个人不怕吗？”她问。

我想了想。想起空荡荡的病房，想起白色天花板，想起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坠的液体。想起叔叔蹲下来时眼里的光，那光让我差点哭了，但我没有。

“怕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一起去。”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白白小小的，手指微微张开，“拉钩。”

我看着她那只手，看了很久。然后伸出手，握住了她。她的掌心很热，热得有点烫。我想起妈妈的手也是热的，但不一样。妈妈的手是厚实的、有力量的，这只手是小的、软的，像一只刚出壳的雏鸟。

“拉钩。”我说。

她笑了。我看不见她的眼睛，但我知道她在笑。她的声音在笑，她整个人都在笑。

“那你一定要来哦。这是我们的约定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睡着了。没有做梦，没有惊醒，一觉到天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