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院了，是叔叔接的我。

叔叔的家在老城区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，要用力跺脚才会亮。我跟在叔叔后面上楼，每上一层就跺一下脚。灯亮了又灭。我数着台阶，一层十八级，六层一百零八级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数。

婶婶在门口等着，系着围裙。她蹲下来，摸了摸我的头。

“以后这里就是你家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看见婶婶身后站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，穿着红色外套，正歪着头打量我。

那是钟白。

“叫弟弟。”婶婶推了推她。

钟白没叫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比我高半个头。

“你比我小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那你以后叫我姐。”她的语气不容置疑，“我罩你。”

婶婶在旁边笑：“你才比他大两个月。”

“大两个月也是大。”钟白拉起我的手，“走，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。”

她的手很暖。和七岁那年病房里那只手不一样。那只手是小的、软的。这只手是有力的、笃定的，像在说“跟我走就行了”。

我的房间比钟白的小一点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，床单是浅蓝色的，上面印着小船。

“你喜不喜欢？”她站在门口问。

“喜欢。”

钟白笑了。刚才像个小大人，现在像个小孩。

“吃饭了我叫你。别一个人待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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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饭是婶婶做的。红烧肉、炒青菜、番茄蛋汤。

钟白坐在对面，已经扒了半碗饭：“我妈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。”

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。是甜的。

钟白看着我吃，忽然说：“你吃饭的样子好像一只猫。很小很小的猫，吃东西的时候小心翼翼的。”

我没有笑。但我的嘴角弯了一下。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窗外有路灯的光透进来。我听见隔壁房间叔叔打电话的声音，笑得前仰后合。然后是婶婶喊“小点声”，变成嘀嘀咕咕的耳语。

这些声音是近的、暖的，带着厨房里没散尽的饭菜香。

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。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，和妈妈身上的不一样。

但没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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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，钟白来敲我的门。

“起床了！上学要迟到了！”

她已穿好校服，背着书包，手里拿着一个面包。

“快吃，路上走快一点。”

我跟在她后面下楼。楼道里的灯还是声控的，她跺脚的声音比我大。灯一直亮到一楼。

“你不用怕黑。”她走在前面，头也不回，“以后我带你走。”

学校不远，走路十五分钟。钟白一路上都在说话，指着路边的店告诉我哪里卖好吃的、哪里卖文具。她说话很快，像连珠炮。我来不及回答，她也不需要我回答。

“到了。”她停在门口，“我在四班，你在三班。课间我来找你。”

她说完就跑了。马尾辫在身后一甩一甩的。

我站在校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。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面包，还剩最后一口。塞进嘴里，咽下去。

然后我走进校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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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间，钟白果然来了。她站在三班门口招手叫我出来。她身边站着两个男孩。

一个斯斯文文的，笑眯眯的。另一个高一点，双手插在口袋里。

“这是路桥川，这是任逸帆。我们一直一起玩的。”

钟白说完，看了我一眼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以后你也跟着。”

路桥川笑着说：“我叫路桥川。”

“钟霖。”我说。

任逸帆没说话，只是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问钟白：“你弟？”